PISA不能定义教育质量,而条件反射式的政策提案也无法修复任何问题

2019-12-31 15:16 来源:海招网    


自从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2000年启动以来,公布的结果已经让一些国家的评论员和政治家陷入崩溃。上周公布的2018年测试结果也不例外。

2018年,在79个参与国和经济体中,澳大利亚在阅读方面与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并列第11位(2015年为第12位);在科学方面与美国、英国和德国并列第13位(2015年排在第10位);数学排在第24位(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相同,新西兰和俄罗斯也一样)(2015年排在第20位)。

《每日电讯报》称澳大利亚的学校“每况愈下”。《澳大利亚人》哀叹澳大利亚“全球排名下滑”;商界领袖们告诉澳大利亚的教育工作者要“提升你们的水平”。

教育部长丹·特汉表示,“警钟应该敲响”。Tehan称,他将在本周艾丽斯斯普林斯举行的教育委员会会议上向州和领地的教育部长们提出这个问题。

特汉特别表示,他希望“将链锯纳入课程”,并“将读写和计算能力置于核心地位”。

人们对PISA结果的反应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教育质量的定义似乎得到了广泛认可,因为它只测试三个学科领域,而其方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其次,这些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的政策回应,但这些回应都没有经过专门的测试,以提高我们的PISA分数。

PISA分数存在严重问题

PISA似乎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教育质量的权威。当结果公布时,这些数字被广泛接受为衡量世界教育系统质量的准确指标。

这忽略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严重方法学问题,即在三个课程领域对15岁的分层样本进行测试。

2014年,全球100名教育研究人员在一封致经合组织(OECD)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主任的公开信中提出了同样的担忧。

一些这样的问题涉及在将国际测试转换为许多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时使其中立的问题。其他的担忧来自教育统计学家和研究人员,他们认为考试本身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往好了说是可疑的,往坏了说是“没用”的。

抽样过程也有问题。一些参与国只包括该国的某些地区,或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学校和学生排除在考试之外。这显然使比较国家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例子。例如,在2012年的PISA测试中,上海在三个方面都名列前茅,但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的洛夫莱斯(Tom Loveless)认为,参加测试的学生不能代表上海的学生。

他写道,上海参加pisa测试的学生中,不包括成千上万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为了找工作而搬到城市。

经合组织教育主任安德烈亚斯 施莱歇(Andreas Schliecher)向英国下议院教育特别委员会(House of Commons Education select Committee)承认,事实上,在2012年的测试中,上海市学生样本中只有73%的学生有代表。

洛夫莱斯还分析了《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最新调查结果。他指出,2018年的四个中国省份(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的表现明显好于2015年的四个省份(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

洛夫莱斯写道:“一个国家的分数变化通常在10分左右。2015年和2018年中国参与者之间的差异至少是这个数字的6倍……”他推测这与被选择进行测试的省份的变化有关。

PISA方法的这些和其他问题表明,接受测试结果作为衡量任何国家教育质量的精确读数,或将其作为排名国家的指标,都是鲁莽之举。

下意识的政策修正只会让我们倒退

对PISA结果的反应的另一个特点是,针对PISA本应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一长串的政策建议。

Tehan部长将他的策略限制在“剥离”“拥挤”的澳大利亚课程,专注于“基础”,以及快速跟踪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进入教学。

但是在PISA结果和所提出的策略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当然也没有分析PISA提供了什么信息来支持它们。即使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数据被认真对待,我们也有义务在设计解决问题的政策之前调查教育成果的原因。

尽管PISA只测试课程的三个方面,但所提出的策略适用于整个课程,似乎也适用于整个学校教育。

部长Tehan应该解释是哪部分PISA数据让他相信澳大利亚的课程应该缩减到“基础”。如果这些数据存在,那么除了PISA测试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这三个领域外,为什么还要将其应用到其他课程领域呢?

还是说,PISA只是被用作一种方便的工具,用来引入受欢迎的政策立场?

我并不是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一些数据不能有效地促进正在进行的提高澳大利亚教育质量的努力。有充分的理由与其他国家分享教育思想和实践。

但对国际标准化考试数据的肤浅、下意识的解读,更有可能阻碍而非推动质量改进。

本周的教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PISA议程项目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两件事。

首先,它可以启动一项程序,让各国就教育问责制达成一致,而不是简单地依赖标准化考试。这将从问责的目的开始,包括支持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并旨在向社会提供有关教育进展的丰富信息。

不可避免地,新方法将意味着拓宽我们的证据选择。这些应该是定性的和定量的。他们还应该支持教师的工作,而不是强迫他们填写耗时的表格。它们应该建立在对教师专业知识的信任之上。

其次,教育委员会应该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进行评估,评估可能会考虑到测试制度的缺陷,以及克服这些缺陷的方法。这可能有助于确保政策、媒体评论和基于PISA结果的研究将承认测试的局限性,并对使用PISA作为教育质量的唯一仲裁者更加试探性。

这两个步骤将有助于打破每三年发布一次PISA测试结果的破坏性循环,随之而来的是对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工作的猛烈批评,以及一系列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预先确定的政策建议。

毕竟,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长期执行标准化教育政策体制的政策制定者,在他们自己的标准化措施认为这些政策已经失败时,却只是加倍努力。

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新的教育叙事,本周教育委员会(education Council)应该会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艾伦 里德(Alan Reid)著有《改变澳大利亚教育:政策如何把我们带向错误的方向,我们能做些什么》(Changing Australian Education: How policy is taking us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nd what can be done)一书,现已由艾伦与安文出版社(Allen and Unwin)出版。


关键词:
the end
免责声明:本文为海招网编译或转自其他媒体,需转载或有疑问请联络:info@extbrand.com
进口招商资讯分类